国立浙大工学院:从“工业救国”到“抗战建国”
李杭春
1911年,蒲场巷(大学路)求是书院旧址上诞生了一所日后改称“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专科学堂,1927年作为“工学院”并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成为今天浙江大学的一段前生。当年大学路一带有山有水,“工学院三面环水,护成土山,风景优美”。土山不高,面积却不小,当年移家杭州的郁达夫就住在此地,“三面的土山,是遥接着城墙,围绕在军装局的匡外的”,想必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环城东路、护城河边,其青山绿水的样貌,或许现在的横河公园尚存一些依稀。
这座当年远近闻名的土山今已不存。为扩张校园,早在1937年2月,校方就有意削平土山去填池塘,得地以建科学馆、图书馆、大礼堂,当然动工不久即举校西迁。1947年3月浙大返杭后第二学期,校刊又有“拟将工学院附近土山推平,开辟约60亩土地,成一较广运动场所”之报道。
1931年3月,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第一届毕业生集资筹建的“工业教育廿周年纪念碑”就奠基在土山脚下,1933年10月落成。纪念碑“质朴雄伟,庄严中富有科学意义”。
的确,大学路的这一段“工学院”时期,正是工业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思想渐成社会主流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各地建设日新月异,故史有“黄金十年”之说;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已逾十年,传统文化出现断层,而启蒙文化又渐渐式微,“工业救国”“实业救国”几为那个年代人们的追逐和崇仰。当年,工学院设四大工程学系,即化工、电机、土木和机械,1936年5月,中国工程“五团体”学术年会决设“工程奖学金”,捐赠浙大工学院成绩最优之学生。
而废科举、新文化以后出生成长受教育的这一代年轻人,相比于其前辈,他们的知识储备、文化谱系甚至话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倚重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的工业教育、农业教育的结果,是“学生入学只为出路,以学校比工厂,学生亦自安于工具,以人为器械,举世不知其非”。1936年马一浮之不就浙大,部分的原因或跟这样一种认知与担忧相关,“群迷不悟,只增悲心。”
应该是战争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心和走向。随战争一路播迁的国立浙江大学,其科学教育显然已与“抗战建国”联系在了一起,工学院更是在西迁各地留下了学校教育与地方建设、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的佳话。
早在1937年4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先委教育部派员视察浙大化工系,预备国防原料之制造;再派林启庸、杜殿英等调查浙大机械、化工两系,亦是倚学科以布国防。1938年5月6日,泰和校务会议即通过成立航空工程系之议,尽管迟至1944年8月5日,浙大才接教育部令,得以增办航空工程系,但此一细节,足见当年大学教育之紧随于国家战略。
在泰和,因赣江主流流经泰和,雨季江水泛滥,上田村饱受其害,1938年3月11日,泰和开学不久,学校即决定为上田村修建防水大堤。3月20日,土木系工读学生(勤工俭读的学生)开始洪水渍测量;4月1日,制就测量、塘工图表;6月底大堤落成。第二年8月19日,身在宜山的竺可桢得知,“七月间泰和大水,水几平浙大之堤,为近来罕见,故地方人士称道浙大不置”。这道“浙江大学堤”绵延至今。
在遵义,自1940年8月15日工学院四大工程学系实验室第一次在何家巷、川主庙等地开放参观并引起轰动后,每年假6月6日工程师节开放实验室,成了浙大工学院在遵义的一个固定节目,甚至1946年6月6日,浙大东归前,遵义总校已结束,“实验室还最后一次对外开放,以向遵义人民道谢和告别”。
1942年工程师节,工学院在东门外工场开放实验室,竺可桢前往参观:
今天系工程师节,故浙大工院及企业公司各部公开,任人参观。今天到者看众为数不少。飞机残骸及电话、电灯部分,尤引人注意。校中有飞机引擎三部,一为日本机400马力,一为俄国式880马力,用水冷法,机身系铝制。电机方面有交流变直流之水银灯、电焊器。土木方面则有拉力、压力各种试验器,颇为观[众]注目。化工肥皂场制肥皂,据云以水和固体各半,固体中烧碱占1/7,而牛油或桕油占6/7云。洗面用较细之肥皂,则以椰子油代牛油。化工室又有精密天平可至1mg(千分之一克)及白金器。
这样的“节目”,既是开放的科学教育,更是“抗战建国”的实力呈现。可见,当年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其规划和路径,是让历史、让时间证明了的远见卓识、成效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