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章:求是精神
竺可桢校长在浙大的历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让浙大成为中国大学发展史上无可取代的一个章节。任何纸张都无法承载他道德人格的厚重品质,任何笔墨都无法刻画岁月在他身上印刻的沧桑痕迹。这位刚毅矍铄的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带领全校师生几度西迁,就在那颠沛流离的九年时光,浙江大学崛起为国内一流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
海纳百川求贤士
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竭尽心力,广延名师。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之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西迁伊始,百忙之中的竺老校长仍惦记着苏步青先生一家回乡的安危,在百般辗转求来当局的手令后,竺校长只淡淡地嘱咐他:“路上危机重重,望得此以庇佑。”这张手令,得以让苏家老小平安返乡。在那个物价飞涨、一箪食一壶饮的年代,竺校长想方设法筹集了几百大洋帮助苏步青一家。苏步青先生,这位数学天才,本可以过上殷实的生活,却甘愿拿起湄潭文庙前一亩三分地上的锄头,在教学之外用心耕耘。尽管生活条件非常简陋,他依然无怨无悔。他说:“我和竺可桢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不感动呢?”
在国民党决定彻底剿“匪”的几年中,竺校长顶着巨大的压力,更不顾自己脚上严重的冻疮,一拐一瘸地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地从国民党当局手中救下进步师生。当时的大学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人员,而竺校长却只问教授的学识人品和对学生成长是否有利,最终力排众议,聘任非国民党员费巩教授为训导长。
谈家桢、王淦昌、束星北……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背后,倾注了竺可桢校长太多的心血。他以礼相聘,八方罗致,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为浙大汇聚起知识的洪流,守护了中华的文脉。
呕心沥血办教育
西迁路上,无论是飞机轰鸣还是疾病肆虐,浙大师生始终坚守课堂,坚持治学。竺校长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竺校长曾亲赴江西落实西迁校址,经多日奔波联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拔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在师生迁至吉安附近,竺校长在小雪断续、北风劲吹的玉山四处奔波,联系车辆,十余日后才将一众师生和图书仪器运抵樟树镇。1940年2月,竺可桢校长终于带领浙大师生以及书籍资料、仪器设备等安全到达贵州湄潭,西迁结束,而此时竺校长的次子竺衡和妻子张侠魂女士却已相继去世。对于这艰苦卓绝的一切,竺校长始终无怨无悔。
据有关史料记载,浙江大学在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中,从3个学院11个系发展到5个学院24个系,学生总人数由660名发展到2243名,成为当时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七年间共毕业学生1857人,他们之中很多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相信他们一定还记得竺校长语重心长的教诲:“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各行业的领袖。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刚强果敢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鞠躬尽瘁筑“求是”
竺可桢校长在校训中这样写道:“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加俐略及布鲁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壮哉,‘求是’精神。”在领导浙大西迁的征程中,竺校长用自己的言行筑起了“求是精神”,为浙大师生诠释了“求是”的真谛。
浙大的求是精神,首先是一种艰苦拼搏的奋斗精神。竺可桢校长倡导“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的人生理念,使得广大师生能够潜心下来,努力学习,加倍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浙大师生员工在贵州办学期间住的是庙宇、祠堂、仓库、民房,吃的是粗粮素菜,穿的是土布,点的是桐油灯,正是“陋室布衣,箪食瓢饮,夜以继日,硕果累累,泣歌之声,长年不绝”。
浙大的求是精神,是一种革命精神。西迁途中,一些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日寇。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加赞赏,并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
浙大的求是精神,是一种牺牲精神。为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牺牲,有如竺校长为学校、为学生、为中华文脉,舍小家顾大家在西迁路上痛失爱妻、爱子;为追求真理,于水深火热中探寻救国之路而牺牲,有如费巩教授失踪,潘家苏、滕维藻被捕……浙大人当年正是在求是精神的激励下,在极端恶劣、复杂、动荡的历史环境中,创造了“东方剑桥”的奇迹。
浙大的求是精神,是一种科学精神。在“求是”校训的引导下,浙大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科学家,他们不仅在当时功成名就,更在深远的未来为祖国各行各业培养出了大批人才。浙大外文系教授蒋炳贤说道:“我问自己,在那样一个地方,环境那么艰苦,生活那么艰难,浙大师生为什么能安贫乐业……是浙大的求是精神和浙大人的爱国热忱,支撑着师生为培育人才而含辛茹苦,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
如果说求是书院给浙大留下的是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那么竺可桢校长则为这所百年学府注入了灵魂。浙大人应该用什么来描绘竺可桢校长?用纸?用笔?还是用心吧!(潘建萍)
铁肩担道义热血铸求是
竺可桢校长在浙大的历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让浙大成为中国大学发展史上无可取代的一个章节。任何纸张都无法承载他道德人格的厚重品质,任何笔墨都无法刻画岁月在他身上印刻的沧桑痕迹。这位刚毅矍铄的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带领全校师生几度西迁,就在那颠沛流离的九年时光,浙江大学崛起为国内一流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
海纳百川求贤士
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竭尽心力,广延名师。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之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西迁伊始,百忙之中的竺老校长仍惦记着苏步青先生一家回乡的安危,在百般辗转求来当局的手令后,竺校长只淡淡地嘱咐他:“路上危机重重,望得此以庇佑。”这张手令,得以让苏家老小平安返乡。在那个物价飞涨、一箪食一壶饮的年代,竺校长想方设法筹集了几百大洋帮助苏步青一家。苏步青先生,这位数学天才,本可以过上殷实的生活,却甘愿拿起湄潭文庙前一亩三分地上的锄头,在教学之外用心耕耘。尽管生活条件非常简陋,他依然无怨无悔。他说:“我和竺可桢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不感动呢?”
在国民党决定彻底剿“匪”的几年中,竺校长顶着巨大的压力,更不顾自己脚上严重的冻疮,一拐一瘸地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地从国民党当局手中救下进步师生。当时的大学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人员,而竺校长却只问教授的学识人品和对学生成长是否有利,最终力排众议,聘任非国民党员费巩教授为训导长。
谈家桢、王淦昌、束星北……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背后,倾注了竺可桢校长太多的心血。他以礼相聘,八方罗致,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为浙大汇聚起知识的洪流,守护了中华的文脉。
呕心沥血办教育
西迁路上,无论是飞机轰鸣还是疾病肆虐,浙大师生始终坚守课堂,坚持治学。竺校长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竺校长曾亲赴江西落实西迁校址,经多日奔波联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拔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在师生迁至吉安附近,竺校长在小雪断续、北风劲吹的玉山四处奔波,联系车辆,十余日后才将一众师生和图书仪器运抵樟树镇。1940年2月,竺可桢校长终于带领浙大师生以及书籍资料、仪器设备等安全到达贵州湄潭,西迁结束,而此时竺校长的次子竺衡和妻子张侠魂女士却已相继去世。对于这艰苦卓绝的一切,竺校长始终无怨无悔。
据有关史料记载,浙江大学在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中,从3个学院11个系发展到5个学院24个系,学生总人数由660名发展到2243名,成为当时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七年间共毕业学生1857人,他们之中很多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相信他们一定还记得竺校长语重心长的教诲:“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各行业的领袖。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刚强果敢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鞠躬尽瘁筑“求是”
竺可桢校长在校训中这样写道:“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加俐略及布鲁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壮哉,‘求是’精神。”在领导浙大西迁的征程中,竺校长用自己的言行筑起了“求是精神”,为浙大师生诠释了“求是”的真谛。
浙大的求是精神,首先是一种艰苦拼搏的奋斗精神。竺可桢校长倡导“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的人生理念,使得广大师生能够潜心下来,努力学习,加倍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浙大师生员工在贵州办学期间住的是庙宇、祠堂、仓库、民房,吃的是粗粮素菜,穿的是土布,点的是桐油灯,正是“陋室布衣,箪食瓢饮,夜以继日,硕果累累,泣歌之声,长年不绝”。
浙大的求是精神,是一种革命精神。西迁途中,一些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日寇。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加赞赏,并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
浙大的求是精神,是一种牺牲精神。为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牺牲,有如竺校长为学校、为学生、为中华文脉,舍小家顾大家在西迁路上痛失爱妻、爱子;为追求真理,于水深火热中探寻救国之路而牺牲,有如费巩教授失踪,潘家苏、滕维藻被捕……浙大人当年正是在求是精神的激励下,在极端恶劣、复杂、动荡的历史环境中,创造了“东方剑桥”的奇迹。
浙大的求是精神,是一种科学精神。在“求是”校训的引导下,浙大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科学家,他们不仅在当时功成名就,更在深远的未来为祖国各行各业培养出了大批人才。浙大外文系教授蒋炳贤说道:“我问自己,在那样一个地方,环境那么艰苦,生活那么艰难,浙大师生为什么能安贫乐业……是浙大的求是精神和浙大人的爱国热忱,支撑着师生为培育人才而含辛茹苦,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
如果说求是书院给浙大留下的是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那么竺可桢校长则为这所百年学府注入了灵魂。浙大人应该用什么来描绘竺可桢校长?用纸?用笔?还是用心吧!(潘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