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路上求是人
———从《难忘的一夜》看西迁路上浙大人竺可桢校长率领浙江大学全体师生的西迁之徒,一迁浙西(建德、天目禅源寺),二迁赣中(江西吉安),三迁桂北(广西宜山),四迁黔北(贵阳青岩),历时两年半,行程2600公里。浙大西迁的路径正好与三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上段路基本吻合,所以浙大西迁被誉为“文军长征”。
何以为求是人?流亡路上的浙大师生用他们的行动作了最好的诠释。于国,他们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于民,他们有着"为民办事,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于学业、事业,他们是构筑浙大精神的精英,是浙大发展的基石。于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难忘的一夜》中的空袭警报让浙大师生无处安生,可是求是人并非一味地逃亡,而是在流亡的路上不断地抗争,这就是当时倡导的“读书不忘抗战”。
在宜山期间,浙大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得到蓬勃发展。学生自治会发起为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的活动,竺可桢校长就拨出两间房子作缝制场所,带头捐献以供制作费用,并常和夫人张侠魂到现场亲自指导和鼓励学生。此后学生自治会又发起募捐活动,竺可桢夫妇更是率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
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学有一批毕业生即将走向社会,这也是浙大在抗战中的第一批毕业生。竺校长在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讲活。他勉励学生要日日新,又日新,以天下为己任,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于百姓:为民办事,兼济天下如同《难忘的一夜》中的描述,颠沛流离中的浙大师生深知百姓疾苦,所以他们每到一处安定下来,总会为当地百姓做点实事。虽然他们自己也都过得清贫拮据,但是作为有志的知识分子,他们始终怀有“兼济天下”的情怀。
浙大师生留住泰和期间,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设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其中创设澄江学校改变了当地小学师资水平低下、设备缺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来这所学校改称县立上田村小学,后又为省立实验小学接办,对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已迫使不少难民来到江西,他们缺少生活依靠,生存面临很大危机。于是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建了沙村示范垦殖场,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
随后浙大入迁湄潭,并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小镇激起了文明进步的浪花。1945年浙大修建了贵州省第一个拥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湄潭没有电,当地百姓从没见过日光灯等电器。浙大物理系搬来后,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校长竺可桢更明确指示广大师生要让更多的百姓了解科学,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浙大办学。为学业为事业:见缝插针,兢兢业业细读校史不难发现,尽管迁校过程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浙大师生仍然竭尽全力使教学得以正常进行,这种努力最显著的体现就是每学期的上课周数都保持在十六周以上。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后,为了弥补搬迁期间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一位老校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在文章中写下了一个细节,生动说明了当时办学条件之简陋以及师生们“见缝插针”教学方式:“……我们的‘教室’只是在草棚里挂上块黑板,同学们都是站着听课……”。校史中还有这样的描述:“……在搬迁途中,有的同学随身不带行李,却带讲义、笔记本和一块当课桌用的木板……”这些举动也许是对“文军长征”最好的见证。
就是在这样的“陋室布衣,箪食瓢饮“的环境下,涌现出了如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函数等早已蜚声国际的科研成果。王淦昌的中微子存在预言、束星北的相对论和传感无线电极发报机当时都处于世界科学前沿领域。而这些成果都是在当年桐油灯的照明下取得的,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要进行放射性实验必须要有直流高压电源,王淦昌就以愚公移山的办法,用自制小玻璃管做成千只伏打电池,在双修寺内装发电机。后来,冷加工专业从物理系分立出来成为光仪系和现代光学研究所,其创办人庞槐生也是在湄潭成长起来的。
正是有了这样的校长,有了这样的教授,有了这样一批紧紧跟随的学生,浙江大学完成了西迁征途,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得以完好地保存并且不断壮大。经历流亡的一代浙大人用他们的行动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了史诗一般的奇迹!(王一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