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老浙大故事
■朱谱强
在母校浙江大学求学时期(1943,8——1949,4),有几件发生在师生之间的事情铭心刻骨,它们像灿烂的金星一直闪在我脑中。
教授请学生吃“闭门羹”
理农两院大二以上学生都集聚在湄潭县,教室与寝室都是新建的简陋平房,坐落湄河一旁,环境优美,是读书的好地方。1945年上学期,我们聆听张其楷博士的有机化学课,听得十分入味,一学期下来记了一厚本笔记。期考之前一位农化系同学向老师提出给一个复习提纲的要求。张师听后严肃地说道:“你们不是小学生,是大学生了,还要我给复习提纲?我这里没有这个规矩。这提纲由你们自己去写吧!”
同学们吃了“闭门羹”都哑口无言。这件事深深教育了我们:读书贵在自觉,没有“讨巧”的余地的。
“我不能改,要你自己改”
也是1945年在湄潭听王琎教授讲定量分析课,他用普通话与英语专业名词相间讲课,边讲、边写、边擦,头也不回地说、写、擦,我记笔记没法跟得上。终于鼓起勇气向王教授提出,要求讲慢一点,便于记笔记。王教授笑着说:“我讲课是有计划的,再讲慢就完不成教学计划,我不能改了,要你自己改!你该早一点到教室找个好位置听课。”他建议我到图书室借本定量分析。对他的课,不必抄记,只要认真听懂就可以了,听了老师一番话,我豁然开朗,去图书室借到了一本定量分析(英文版的)。到了图书室,没想到在那个穷山乡里藏着那么多中外教科书与参考书。难怪外国友人来参观后把浙大喻为“东方剑桥”,真是名不虚传。竺可桢老校长等老一辈教育家的功不可没,千载难忘。
“是65分,分数没有打错”
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了杭州老浙大阳明馆底层定性化学实验室做实验。由朱秀昌助教掌管做实验,丁绪贤教授监督指导。其中有十多次未知元素的测定试验,我每次都100分,只有一、二次95分,但学期结束后的成绩报告单上只有65分,我看后判定是助教把分数搞错了,便理直气壮地拿着成绩单与平时打着分数的实验报告本直奔丁教授的寓所。
丁师母笑容可掬地接待我,为我泡了杯茶,要我坐下来歇歇气。片刻后,丁教授笑着问我是否为分数问题而来。丁教授接着解释道:“分数都没有打错,全班只有一个70分,五、六个65分,其余几十个都是60分。”他紧接着说:“你们的unknown分析是在蒸馏水中投入各种未知元素,如能分析出来,说明你们具备了知晓分析步骤与方法,可以打及格分。但在实际工作中的样品不会如此简单,其中会有泥浆、有机杂质等,难度会大得多。你们中间有经常提问的,有的问得有一定深度的就多给5~10分。分数不能多给、乱给,给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会把分析看得简单容易,不会下功夫去深入钻研了。”听了这番话,我对站在面前的这位老师更肃然起敬。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我进入了中共浙江省委办的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杭州自来水厂从事水分析与水处理工作。当时地质部门在杭州到处挖井,数百口井的水质要求作全面分析,我都给他们交了满意答卷——在大学学的定性定量分析都有了用武之地。1956年我倡导的自来水氯胺消毒工作法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恩师临别送“瑰宝”,受用终生
曾经请我们吃“闭门羹”的张其楷教授,满腔热情地为我们药学系六个毕业生专门开了一堂精彩难忘的“文献检索”课,它在我后半生的科研生涯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军作用”。
1958年,我被调任化工科研工作,由于我的开题研究报告比别的单位详实,可行性大,先后给我的研究组下达了三个国家六五及七五攻关项目,我们都如期完成任务。以石油抗垢剂为例,它的性能超过了美国的进口货,它的清垢效率比进口的大多倍。销售点由原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家,扩展到全国各地。
我获得过许多荣誉,被评为浙江省省劳模二次,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选为第六届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但这些所谓的荣誉,都不是我所追求的。一路走来,令我永生难忘的是浙大老师的谆谆教导,师生间的真挚情谊,同学们亲如兄弟姐妹的情愫,和校训“求是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