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蓝天的能源先锋团队
创新团队成员在实验台前讨论科研工作,左起:高翔、骆仲泱、倪明江、岑可法、严建华、樊建人
■记者吴雅兰 学生记者沈佳丽
团队建设如何能聚人心、出成效?今天本报为大家解读两个样本:刚刚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的浙江大学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以及创新思路打造一流管理队伍的浙江大学医学院。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依靠支部建设积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医学院则从管理人员培训入手为建设一流学院提供保障支撑。他们的经验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思考。
曾经,我们的头顶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可如今很多时候,却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只不过,让我们眼前一片朦胧的不是雾,而是霾。污染大气环境的元凶之一正是燃煤电厂排向天空的烟气。
然而有一套发电机组,让燃煤电厂的烟气污染物排放比天然气机组排放标准还要低,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它也是已经投入运营的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1000MWe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发电机组。它的创造者是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
由岑可法院士带领倪明江、严建华、骆仲泱、樊建人组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大学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30年来不断地向产业输送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前沿的创新成果,支撑着我国能源环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前不久,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
“中国是燃煤第一大国。在我们看来,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难以改变。不能避免煤炭的使用,就把煤炭‘洗’得干净些!”
团队中,近80%的教师都是党员。“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努力让天空回归蓝色。”
“洗白”煤炭多管齐下
烧煤会造成严重污染,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煤炭真的是“一无是处”吗?其实,煤炭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黑”。
“如果我们利用高科技把煤炭‘洗’白了,它仍然是一种好能源。要知道,相比于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的存储量算是比较丰富的。”国家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倪明江说,我国电力生产以煤为主,发电量占80%,特别是单位国土面积的电力生产强度远超美国和欧洲,要保证大气质量,我国电厂污染物排放须远优于发达国家。那怎样既能减少污染又能提高效率呢?
团队首先想到了分级转化,他们开创了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全新燃煤发电方式,率先解决了燃烧炉与热解炉高效热质交换重大难题,实现了燃煤电厂在清洁发电的同时生产油、气产品。由浙江大学团队牵头,三名校四央企组建的“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成为能源领域两大国家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之一。
固体的煤燃烧容易造成污染,煤炭在液化、气化和浆化之后就“干净”很多。比如,水煤浆由65%的煤、34%的水和1%的化学添加剂,经过一定的工艺流程加工而成,燃烧效率高,烟尘、二氧化硫(SO2)及氮氧化合物(NOX)排放量都低于燃油和燃煤。许多国家基于长期的能源战略考虑,将其作为以煤代油的燃料技术进行研究、开发和储备。
“水煤浆是煤炭液化的最佳成果,也是煤炭洁净利用最廉价的实用技术。但是也存在很多技术上的瓶颈,突破不了的话就难以大规模推广。”团队在经过数年攻关之后,解决了高水分高粘度水煤浆流动、雾化和燃烧的理论和技术难题,使我国水煤浆燃烧技术领先于世界。目前,水煤浆代油燃烧技术已应用于全国15个省市,并建成全球最大的200MW水煤浆发电机组,技术还输出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等九个国家和地区,使我国水煤浆燃烧技术领先于世界。
此外,团队创新了复合循环流化床燃烧、二恶英全过程控制等技术保证了各类废弃物的高效燃烧和远优于欧盟标准的二恶英排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和污泥焚烧发电技术国内市场占有率均为第一,远超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洗煤泥燃烧发电技术建成国际首座洗煤泥发电厂,开创了洗煤泥发电全新产业,生物质直燃技术在国内开创了生物质流化床直燃发电产业;为我国电站实现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提供了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研发的技术被应用于数百座大型发电厂,包括国内首台半干法烟气脱硫脱硝机组和全球单台最大硫硝汞协同脱除湿法烟气净化机组……
“国家需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有时候,国家还没想到的,我们也要做。”倪明江举了个例子,燃煤电厂的汞排放也很厉害,在国家标准还没出台之前,团队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了,并在汞排放和控制方面有了不错的成果。“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就是挤出一部分科研经费,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做些前瞻性原创性的研究,在问题还没有冒出来之前或者造成大危害之前就提前介入。”
院士给年轻人当“助手”
好的成果源于好的团队。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汇聚了包括院士、长江学者、“杰青”、973首席、中组部万人计划等国家高层次人才,11人担任国际学术期刊副主编和编委,成为本领域国内外公认的领先团队。
好团队怎么来?优秀的团队文化和带头人必不可少。在以岑可法院士和倪明江教授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团队改变了高校中教师各自为战的状况,形成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有组织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
“1958年我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4年,才正式入党。这26年间,我对党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为什么?因为我一直想做团队,而在党的领导下支持下更容易做好团队。”
岑可法经常说,一根筷子,再坚硬也会被折断;一捆筷子,想折断就难了。团队建设就是要做一捆折不断的筷子,“老教师既要当主角,但更要当好配角,把年轻教师推到第一线,使他们当上主角,锻炼成才。”
岑可法自己也是从配角开始做起的。1962年岑可法获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大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到浙江大学工作。同届的其余6位同学都选择自己开辟一番新天地,只有岑可法选择了给当时的热能教研组主任陈运铣教授当助手。这助手一当就是整整21个春秋。
21年兢兢业业的“配角”工作,为岑可法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83年,陈运铣去世后,岑可法成了最合适的接班人,并且在48岁那年成为了当时该领域里最年轻的教授。
“我能评上教授,多亏了当时党总支书记的支持。他半夜来敲我门,说,‘我要推荐你当教授,你今天晚上不睡觉都要写好申请材料,明天去参评。’那时候论资排辈的风气很重,不打破这种风气,年轻人很难有发展的机会。”
当上学科带头人后,岑可法想着法子让年轻人尽快“冒出来”。方法之一就是给年轻人压担子,让年轻人做大项目的负责人。他常常对青年教师说:“好好做,我给你当助手。”
有科研项目,有发展平台,有锻炼机会,团队的青年教师干起来有劲,成长也很快,不少人在35岁之前就晋升了教授。而且他们当中已经有3位973首席科学家、5位“杰青”和5位长江特聘教授。以骆仲泱、严建华和高翔为首的3个科研团队早先已被列入浙江省首批重点科技创新团队。两位党员教授连续两年分别列入“能源”和“环境科学与生态学”领域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和中国高被引学者。
可是,岑可法还是不满意。他跟热能所教工党支部书记周劲松商量着,怎么让更年轻的副教授和博士们更上一层。支部先后开了四五次民主生活会讨论这事,讨论的结果是开辟新方向,让青年人负责去做。
青年教师王智化“领衔”的是氢能源方向,有院士当助手,他的研究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崭露头角,当上了国际会议主席,代表中国做主题报告,而且在不久前评上了“优青”。
周劲松说:“一个团队中,带头人的表率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老党员们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就像粘合剂一样把整个团队都凝聚在一起,即使是后来加入的老师,也能感受到团队的求是团结创新的文化。”
的确,在这个团队中不存在“科研个体户”,大家说得最多的,不是“我”,而是“我们”,团队合作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
“组团”培养学生
在梯队化建设理念的引领下,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既能当主角,又愿当配角。这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中,也体现在人才培养中。
团队中,每位博士生有三位导师,一个为主,两个辅助。这三位老师往往有着不同的专业方向,“组团”式的培养方法,让博士生们吸收到不同的“养分”。
在浙江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薄拯是这一模式的收益者。他当年的三位导师分别是岑可法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严建华以及研究煤和废弃物污染控制的池涌教授。“三位导师对我的帮助特别大,让我能够接触到不同领域的国际前沿问题。”读博期间,薄拯获得了浙江大学最高层次的奖学金竺可桢奖学金,并在2011年成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在他赴美国做博士后期间,三位导师一直跟他保持密切联系,还跟他在国外的指导老师讨论他的研究方向。回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工作后,薄拯在储能等新能源领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受邀担任了SCI期刊编委,在33岁那年就评上了教授。
2014年4月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罗坤教授也深有感触。“岑老师有独到的眼光,只要你肯努力,他总给你机会,总是想方设法推着你前进。”从读博起,罗坤就开始师从岑可法院士和长江特聘教授樊建人等导师群体,今年39岁的他从全国优博论文获得者成长为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重大课题的负责人。“这个团队让我们看到前途和希望。”
支撑“组团”式培养方法的仍然是团结二字。“在研究生系统里只能出现一个导师的名字,另外两位导师的工作是无法体现的。但大家都不计较。如果只想到自己,肯定做不好。”周劲松说。
在国内高校率先创建能源与环境复合型人才培养新体系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不断摸索实践,团队和能源学院走出了以“导师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梯队机制”培养高层次新世纪人才的育人模式。“自2007年首批本科生毕业以来,我们专业已为国家培养了1000多名复合型创新人才。毕业生供需比达到1:6,成为国内外环保企事业单位的‘抢手货’。”能源工程学院副院长高翔说。
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不仅在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能源学院开花结果,而且惠及全校乃至全国。2010年,岑可法捐献自己多年积蓄350万元设立面向浙大学生的岑可法奖学金;由岑可法倡议发起的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目前已经举办了8届,吸引了30万人次的大学生参加,极大锻炼了参赛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正如岑可法所说,培养人才要从“娃娃”抓起,“我们这代人要甘于当伯乐,培养好后面的接班人,这样才能一代胜过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