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父亲
1979年,以刘丹(前排左二)为团长的浙江大学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
1959年刘丹与夫人吴容同志在杭州花港观鱼公园
1985年5月7日,刘丹(右1)陪同世界围棋大师吴清源(右3)观看中国棋手对奕
1982年4月1日,刘丹在学生中间
■文/刘爱平
2009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浙江大学为了纪念父亲,为他特别制作了一尊半身铜像,并矗立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图书馆的大厅里。我们全家都衷心地感谢学校和学校领导,给了父亲在浙江大学近40年工作的最高、最好的认可,也给了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的人们对他致以怀念的场所。望着他那神态慈祥、目光深邃的铜像,心中不禁又涌起他在世时的点点滴滴。
记得我10岁左右,当时电话尚未普及,有一天晚上,父亲让我去请王仁东教授到家里,一同商量学校的教育工作等事情,他特地嘱咐我到他家里时要说,我父亲“请”你去,不能说“叫”你去,等等,以后即使到别的教授家中去,也都要这样说。他教导我对学校的老师一定要有礼貌,说他们都是有真本事的人。
可以说,做人说话的一个个很小细节,父亲对我的要求都十分严格。我从他的言语之中,深深体味到他对知识分子充满着敬重之心、爱惜之情。
“文革”中,由于父亲是全国最早被批斗的三位大学校长之一。在屡次批斗中,父亲被人打聋了耳朵,打掉了牙齿,也给“借”走了一些钱和物品。待“文革”结束,在清查中,我屡次提起当年的事,父亲却说这些人都是受蒙蔽的,他们自己也会觉悟的,并借此教育我,一个人参加革命受点委屈、受点痛苦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年轻时不还坐过老虎凳吗?一个人要着眼大处,要大气,要我不要再计较这些事了。“文革”中的一段时期,父亲手臂痛,但造反派催着要他交检查材料,他不得不让我替他抄写检查的文字。而我担心造反派会看出破绽,父亲却很不屑地说: 随他们去吧,检查总归是不会通过的,我的信仰也不会随他们怎么讲而去改变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可见父亲的心中始终充满着对革命事业忠贞、坚定的信念。
20世纪70年代末期,有位在浙江大学毕业的学生下海经商当了老板,来我家看望父亲,发现我们家里尚未有冰箱。改天他就拿来一台当时杭州新出的“西泠”牌冰箱,非要送给我父亲。父亲坚持不要,而此人坚持要送,还说了一大堆话。父亲说,你如果一定要放在这里,就把钱拿去,发票拿来,不然你把冰箱拿回去。那人只好按原价把发票拿来,并把钱拿走了。父亲有一辆学校安排的专车,但是他从不让家里人用他的车。当时市场货物供应还不宽裕,我有时会从上海多带些东西回家,可父亲一次也没有让我用过他的专车,父亲总是让我自己乘坐公交车从火车站回家。有位亲戚为了到浙江大学上学,分数仅差一分,就找到我父亲这里,但他就是一口回绝。在私事上,父亲从来不会利用他的权位去做些什么,他就是这样一位认真、不徇私情的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社会上有些不正之风传到了他耳里,他很有些忧患意识,有时一个人老是闷闷不乐。我经常说他杞人忧天。谁知后来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联合提出一个在我看来就是放在现在似乎也未过时的“县级以上干部要公布本人和家庭财产”的人大提案,得到不少同志的赞许。我和母亲都不禁由衷地佩服他的清正廉洁、远见卓识。父亲就是这样,革命一生、廉洁一生,对人对己都是那么的高标准、严要求。他一辈子热心教育事业,还把老家所处安徽合肥最繁华地段的房产———十几间商铺,一并捐献给老家刘集小学,以资助他们办学。
父亲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当他稍一清醒,就让我请当时的学校领导路甬祥同志和梁树德同志来,念念不忘跟他们讲要继续进行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四校联合的事宜,要让浙江大学再上一个台阶;而对家事却从未提及一个字。父亲把他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学校,一直到他的生命之火熄灭。在父亲去世不到10年的1998年,四校真的联合成功,组建成为新的浙江大学,并由张浚生同志担任党委书记、潘云鹤同志担任校长。我想这无疑是对他最大、最好的安慰。而现在的浙江大学,以新领导的聪明才智和卓越领导,正越来越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一流大学。看到这一切,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慰藉而笑的。(本文作者为刘丹同志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