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 垂范足式
1955年,刘丹(前左六)陪同周恩来总理在杭州机场接见苏联专家
1984年春,刘丹信步在杭州西子湖畔
■文/路甬祥
刘丹同志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但我觉得他仿佛仍在我们中间。他的音容笑貌,他在浙江大学38个春秋留下的业绩,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并将鼓舞我们为办好浙江大学、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进行不懈努力。
还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听到有关“刘校长”的许多传闻。诸如他早年革命经历,新四军时期的戎马生涯,上海军管会担负的重要职责,以及如何受党派遣接管浙江大学……踏勘和选定老和山下新校址,精心规划浙江大学蓝图,领导设计和布局校园环境,三顾茅庐礼聘专家教授,创导继承和发扬求是校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力主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等等,使我等青年学生肃然起敬。
我有机会直接接触刘丹同志是在1979年以后。经学校和中国科学院的选拔和推荐,徐亚伯、包正康和我三人被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授予研究奖学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批接受该研究奖学金的新中国科技工作者赴德从事研修。行前,刘丹同志特地邀请我们三人到他家中做客。他亲自为我们沏茶,热情鼓励我们到了国外,要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为国家和学校争光。叮咛我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学成回国,为国家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多作贡献;还亲切地询问了我们三人的身体、行装准备和家庭安排,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都体会到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我们都把老校长的嘱托牢记在心,先后学成回国,在各自的领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奉献。
在国外进修期间,我们仍不时受到刘丹校长的关怀和鼓励。我记得当我在国外研究工作取得成果,大使馆把情况报回国内后,立即收到了刘校长委托当时的党委常委、教务处处长缪进鸿同志发来的贺信。他随即在国内组织了研究小组,开始为我回国后继续开展工作准备条件。当我取得博士学位时,刘校长亲自发电致贺,使我在国外激动不已。感到我虽然身在国外,仍和祖国的“四化”事业息息相关,和党和人民脉脉相通。当夜我难以入眠,写下了诗句:“莫道在德是孤雁,背后自有十亿人,振兴中华需科技,长征接力莫等闲。”用此抒发了自己的情感。
1981年秋我学成回国,刘校长已逾古稀之年。他亲自召开座谈会,听取留学人员对学校建设和改革的建议和意见,他用自己的言行生动体现了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依靠、教育和期望。
1978年他出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持省人大科教委员会的工作,并被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春天,侯虞钧先生、陈运铣先生和我,1984年以后还有韩祯祥校长一起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我进一步亲身感受到刘丹同志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感人精神。
1982年春天,他和南京大学匡亚明名誉校长、天津大学李曙森名誉校长、大连理工大学屈伯川名誉校长,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本着四位长期从事高教事业的老共产党员、老教育家的责任感和对党的教育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致函邓小平同志,建议从第七个五年计划起,重点投资建设50所左右重点高校,使之成为教育科研两个中心,成为高级人才立足于国内培养的主要基地,成为为我国“四化”建设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重要力量。这一建议受到了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重视,邓小平同志还专门作了重要指示。
1983年,他虽然从学校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担任了学校名誉校长,但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刘丹同志又发起了61名人大代表就此提出的正式议案。我记得当时苏步青、铁瑛、李丰平、陈安羽、薛驹等党政领导和著名学者都在议案上签了名。后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作出决定在“七五”计划期间先建设五所重点高校,开始了这项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工程。虽然浙江大学没有被列入第一批重点高校建设的名单,刘丹同志仍然非常高兴。他本就是出自国家利益和长远目标考虑这件事的。
作为省人大副主任兼科教委员会主任的他,也为浙江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多次亲自带领省人大机关人员到各地调查研究。每到一地,他不仅耐心听取地方和教育部门领导同志的汇报,亲自召开教师座谈会,还深入乡村中小学察看。每到一处,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向地县各级领导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宣传教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宣传“教育为本”的思想。这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办学的积极性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自觉性。在他的主持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历史和兄弟省的经验和国外的有益经验,根据我国和我省的实际情况,起草制定了我省一批教育行政法规。刘丹同志还就我省教育发展战略、教育层次结构、教育资金筹措、教师培养提高和待遇等有关重大问题做了大量调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他对浙江的教育事业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刘丹同志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工作中具有远见卓识。
他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并以此教育和引导干部。
我走上学校领导岗位以后,感到领导一个万人的大学不好把握,常常向他请教。他热情地鼓励我说,他当时到浙江大学负起领导责任时也只有40多岁,何况你有教育科研的实践经验。他还说,浙江大学是一所万人规模的重点大学,承担着国家“四化”建设高级专门人才和接班人的培养任务,担子确实很重,根本问题是要把握好正确的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按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示,依靠党组织,依靠广大师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懈努力,把浙江大学办成全国第一流的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
他还说,要做到工作中减少失误,除加强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外,根本的一条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他劝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书赠“实事求是”条幅于我。回忆起来,这的确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身体力行的经验和体会,也是教育我们青年一代要自觉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起来的我党的优良传统和坚持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殷切期望。
刘丹同志在学校建设中一贯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坚持又红又专的方针。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他和当时先后兼任我校校长的周荣鑫同志、陈伟达同志一样,亲自兼任马列教研室主任,抓政治思想理论教育。在他的主持下,60年代初还在校内开办了马列主义夜校,教育师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并同时使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他还积极支持和倡导在我校研究生中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引导青年学生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他一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积极引导师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注重实践环节,亲自动手抓实习教学和毕业设计。每年春夏,他总要抽出时间深入工厂,了解同学实习和设计的情况,帮助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还满腔热情地支持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并指出要注意符合教育规律,全面达到教学要求。
在他的积极推动和组织下,我校早在1958年就办起了机械工厂,通过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三结合,自力更生地设计制造了一批高精密度机床,其中光学坐标镗床还出国进行了展览。由于思想方法比较符合科学规律,注重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因此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引导青年学生了解国情,联系实际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试点实施“311联合培养”,组织青年教师下工厂到农村参加工作锻炼等,总是得到他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他对我说:“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工农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是我们依靠的阶级基础。因此,凡是有利于引导青年学生走联系实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方向总是正确的,但也要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防止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注意教学计划的总体安排,注意度量的把握,注意实际效果,并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
刘丹同志的后半生是和党的教育事业、和浙江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深刻理解、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深入实际,严谨踏实,精益求精,为追求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百折不挠;他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干部严格要求,热情关怀,知人善任;他的理想、精神和襟怀闪烁着无产阶级革命老战士、无产阶级教育家的光辉;他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把教育事业看成党和国家“四化”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大计”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直到他病重垂危还念念不忘浙江大学的改革和建设。
刘丹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确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尊敬和学习的良师益友。
(本文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