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阅读与道德想象力
张德明
经典对人的塑造,最典型地表现为,它在使我们获得个人身份认同的同时,也给予我们一种体验或体悟他人生活的机会,进而更深刻地认识自己,贴近自己的生命,与深层次的自我展开对话。
大家知道,孔子对“仁”下过一个很有名的定义,他说“仁者,二人也”,这个定义非常伟大,因为它提出了道德想象力的问题。道德是需要想象力的。“仁”的本质就是承认他者的存在,即想象在我之外还有一个他者,并且把他者作为一个像我一样的主体来看待,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想象力弱的人,他的道德情感必定也强不到哪里去。世界上的许多罪恶之所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道德想象力所致,也就是无法体验他人的生活,无法在自己的意识中形成对他人的“替代性经历”,而这种对“替代性经历”的想象正是人类伦理道德的核心。通过阅读文学经典,是获得“替代性经历”的途径之一。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2008年全球上映的一部电影《生死朗读》。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学可能知道,它改编自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讲的是一个中年女人与一个少年之间的畸形恋情,但在我看来,作品的主题要深刻得多,实际上,它涉及了我今天讲的主题之一,经典阅读与道德想象力之间的关系。
一个偶然的机会,公交车售票员汉娜,喜欢上了一位名叫米夏的中学生。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会朗读。汉娜是个文盲,但她渴望读书,喜欢听人读文学名著中的片断,从荷马史诗到契诃夫。但她一直向她的情人保守着一个秘密。汉娜年青时参加过德国法西斯党卫队,她曾经奉命将300名犹太人转送到某地去,某天晚上,她将这些犹太人锁进一个教堂。第二天一早,盟军飞机前来轰炸,教堂着火了。按理说,她应该打开教堂大门,让那些犹太人及时逃生。可她手中明明有教堂钥匙,就是不肯开门,结果导致这些犹太人葬身火海,只有一人侥幸逃出。二战结束后,这个幸存者把汉娜及其党卫队的同伙告上法庭。汉娜接受了审判,她没有否认自己的行为,但她坚持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这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是在履行某种职责,因此她并不认为自己有罪。
公正地说,汉娜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但无可否认,她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她犯下的是一种“平庸的恶”(banalityevil)。她的人格是不完整、不健全的,她只会机械式地思维,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把所谓的恪守职责置于其人生的最高地位,而这种所谓的职责,借用一位美国学者阿伦特的话,“在本质上既没有接受理性的检验,也没有经受良心的拷问,更没有接受更高境界的检验”。从根本上说,汉娜缺乏一种素质,那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道德想象力。
幸运的是,汉娜的这种道德缺陷后来得到了弥补,这要归功于她的那位少年情人米夏。在她被判入狱后,米夏没有忘记她,还是不断地把经典名著和自己朗读的录音带(从《奥德赛》、《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到《带叭儿狗的女人》)寄给她,让她享受到文学之美、人性之美、生命之美。从这些录音带中流出来的声音,像潺潺溪水,滋润了她枯萎的内心、僵死的灵魂,她产生了强烈的冲动,要阅读,要写作,要表达。她做到了。通过反复聆听米夏寄给她的录音带,她慢慢学会了阅读,学会了书写,她能够与米夏通信,与他一起谈论文学作品,欣赏、感悟其中的美,慢慢地,她的人性复苏了,她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行。于是,就在汉娜临近刑满释放,米夏已经给她找到了一处住所,让她安度晚年的时候,她上吊自杀了。上吊时,她脚上垫了几本厚厚的精装本的文学名著。
发生在汉娜身上的变化,体现了经典阅读和道德想象的力量。由此可见,想象力不仅仅是一般我们所认为的形象思维的能力,它还具有深刻的伦理性。一个能够想象他者存在的人,必然是一个具有移情能力的人。而这种道德想象力,很大程度上是在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过程培养出来的。
我们当下所处的是一个知识爆炸、信息泛滥的时代,也是一个真实与虚构、谎言与真理互相纠结、互相缠绕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媒体铺天盖地而来,冲击我们的头脑,使我们莫辨真假,无所适从。所以,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非常重要。而阅读经典就是培养独立思考,走向自我启蒙的第一步。因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代代相传,就因为它从不说谎,只说真理。
但大多数情况下,经典说出的真理是非常残酷的,非常沉重的。因为经典不是文化快餐,不是轻松的娱乐八卦。阅读经典你必须做好准备,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经典揭示的真理有时会让你觉得难以接受,但你必须接受。因为只有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你才能睁开眼睛,明辨是非,才不会被谎言所欺骗,真正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本文作者为中文系教授)